水旱古江西

 

　　那么，在江西的几千年文明史中，究竟遭遇过怎样的水旱灾害？古江西水旱频繁原因何在？我们的先辈，与水旱自然灾害又进行了怎样的抗争？本期《探索江西》，我们走进水旱古江西。

　　押往京城的漕船靠岸了。

 

　　朦胧的月光，弥漫的白雾。半空里，士兵们匆匆忙忙，来来往往，却无声无息。

 

　　“阴兵”借粮来了！

 

　　天亮时分，河面上、草丛里、街道上、房顶上，撒满了纸铜钱。狗的尾巴被“阴兵”莫名其妙地砍断。人们大惊，闹鬼了。五船皇粮不翼而飞，被“阴兵”借走了。

 

　　真的是“阴兵”借走了粮？非也！清河灾荒不断，数万民众活活饿死，朝廷的粮船虽天天过境，却不见一艘赈粮船靠岸，唯一的一趟赈粮船却被人洗劫一空后沉入黄河。为拯救奄奄一息的百姓，当地知县李忠冒死打开了官仓赈粮，为补足库存，孤注一掷，精心导演了这起借粮事件。而李忠最后被推上了断头台。

 

　　这是电视剧《天下粮仓》中说的发生在江南一县的故事。世间本无阴兵，但该故事反映出古代水旱等灾害对社会影响之深，对一个国家及黎民百姓影响之大。

 

　　古江西：大地满是水旱灾害烙印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施由明是省内研究自然灾害方面的权威专家。

 

　　关于江西境域最早有明确文字记载的自然灾害始于东汉。据施由明统计，从东汉至清末的一千九百多年间，江西的水旱等农业自然灾害共发生801次，其中水旱灾害共393次，占极大的比例。其中，一般水灾132次、受灾面积在6个县以上的大水灾81次、受灾面积超过全省一半面积的特大水灾19次；一般旱灾101次，大旱灾48次，特大旱灾12次。

 

　　从灾害次数的记载来看，随着历史的前行，自然灾害呈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的趋势。

 

　　462年，“杨南（今赣北地区）大旱，因谷不收，民流死亡。”（光绪《江西通志》）；812年“夏五月，饶、虔、吉、信五州暴水，虔尤甚，平地有深至四丈者”；814年“秋，江、抚、袁等州大水害稼”（光绪《江西通志》）；另外，816年、990年、998年，均有横扫全省的大水灾。

 

　　南宋元二百四十年间，大水灾17次，横扫全省的特大水灾有6次；大旱灾7次，特大旱灾6次。水旱灾害后往往伴随着饥荒，呈现的是饿殍千里的景象。南宋元期间，饥荒较前历代都更加突出，每8.8年中就发生一次。

 

　　明至清末（1368年~1911年）期间，江西则是无年不灾，水旱等农业自然灾害呈现出多样性、高频率、连续性和严重性，每0.89年就有一次灾害，受灾面积也非常大，往往水旱蝗饥疫风雹等灾害在全省各地同时或连续发生。

 

　　水孕育了城市，也让城市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1545年，“春，临江府大水无麦，吉州大饥大疫，赣州大疫；四月泰和土赤饭亦赤，新城大水浸城堞（dié音，此处意：城墙）、官民房屋千余所、田地二千余亩，男、妇溺死者二千余人”；同时，“南昌旱，上犹水”，九江“七月雨雹，大饥”，抚州“郡大饥，民掘白土杂米屑食之，殍（音：piáo，意：饿死的人）死者众”，宁州、瑞金“五、六月不雨，饥”。像此类各种灾害在同年内连续或同时并发的记载，在明清时期的江西比比皆是。

 

　　江西水旱等自然灾害在地域分布上有一特点，就是在鄱阳湖区及赣、抚、饶、信、修这五大河流沿岸以水灾居多。鄱阳湖区的新建、进贤、鄱阳、余干等11县，在这一千九百多年的水灾中，每次都少不了一些沿湖或沿江县受水灾。所幸的是，江西历史上，尚未有如古楼兰及西方亚特兰蒂斯古国一样因水旱等自然灾害消失的地方。

 

　　大灾后的“人相食”与上山为寇

 

　　水旱大灾之年，所引起的连锁反应首先是米价猛涨，平民百姓无以为食，将目光盯上草根、树皮，饥饿难忍的时刻，乃至于出现了人吃人的悲剧。

 

　　有记载，正德四年\(1509年\)“郡大饥，谷价腾涌”；1540年，“袁州万载早正月不雨至五月，民大饥，升米百钱”（同治《广信府志》）；“绍兴六年春，郡大饥，殍死甚众，盗起；十年荐饥，人食草木”（同治《抚州府志》）。在我省的历史文字记载中，曾经不止一次出现对人吃人的描述，如549年“夏六月，江洲大饥，人相食”（同治《九江府志》）。

 

　　灾荒之年，与人吃人相对应的是占山为王。为了生存，部分强壮者为匪为盗。清代江西人魏禧说:“饥馑则势必为乱，禄然抢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啸聚为贼。”这样的记载并不鲜见。同治《广信府志》记载:“乾道二年\(1166年\)丙戌，饶信二州，建宁府饥，民啸聚”。

 

 

　　古代江西水旱灾害频繁的根由何在？江西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都易于成灾，这是很多人都知晓的。

 

　　江西所处纬度偏低，全省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特别是春夏之交湿润多雨；夏秋间晴热干燥，冬季阴冷，但霜冻期短，无霜期长。在近两千年中，发生于春夏之际的水灾大约占80%，另20%则发生于秋季（九十月份）。旱灾也主要是这两大类：春夏旱和秋旱。

 

　　除了地理环境、气候等原因外，施由明说，古代江西水旱灾害越来越频繁，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这在明清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赣南、赣东北和赣西北山区，在明代中期以前，有的县甚至在清代乾隆年间以前，都是山深谷荒，甚至保持着原始状态，“树木丛杂，竹箐蒙密，时有麋鹿成群，游卧道旁，雉兔遍山，取之应手”。而明后期及清代中期前，来自闽粤的流民大量进入江西山区，种植经济作物，使江西山区得到开发；然而，由于树木、竹林被大量砍伐，丘陵、山坡被开垦后，植被被破坏，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如武宁县，据乾隆《武宁县志》记载：“武宁山谷荒僻……近自湖广、闽粤异民遍乡开垦，万山童秃。”垦山时，“火耕旱种，万锄并出，掘尽山头枯树根”。这是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再如清代初年的赣南，“闽粤之能种山者携眷而来”，垦山种植，且规模大，往往数万人，大量的丘陵、山地被开垦，造成水土流失。在赣东北和赣西北的山区，闽粤移民利用丰富的竹木资源，大规模地发展了造纸业，如清代初年的铅山县，“四山之民，多煮竹焉”，全县有十分之三四的人从事纸业。再如万载县，清代前期“棚栅连络百十里，侨民资竹纸以生”。大量的树林、竹林被砍伐以后，造成水土流失，加剧了自然灾害。

 

　　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曾国藩大军入赣，“所到之处，无树不伐”。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

 

　　兴修水利与开设粮仓

 

　　“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这个故事说明，在有文字记载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开始与自然灾害抗争，并认识到了水利建设的重要作用，懂得了抗灾减灾，最根本的是要治本。

 

　　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江西人民也深切地感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水利，农政之急务也”。自唐代至清代，江西人民兴修了众多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丰城“为赣吉下流,地势洼甚,每岁春夏水暴至,方县数十里汇为巨泽”，自唐至清,不断地修筑土堤、石堤,保护农田和人民生活。九江府城所在地德化县，全靠筑堤护城和保护农田:唐代建有甘棠湖堤,明代四次重修和加固,明代还修筑了海天堤、李公堤、谢公堤、封郭洲堤和桑落洲堤。其中桑落洲堤“延亘凡七十余里”。

 

　　江西最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要数槎滩陂。赣中地区的吉州在后唐天成间\(926年~929年\)监察御史周矩深知群众受旱歉收之苦，在泰和长百滩筑陂长30丈，开渠6支，灌田二万五千亩，名槎滩陂。至今一千零六七十年间，仍屹立不倒，润泽着泰和四万多亩粮田，因此被后人称为古代的“江南都江堰”。

 

　　设仓积谷，储粮备荒，使“虽有水旱之灾而民含哺自若”,是古代救荒的有效策略。江西自晋代开始，已利用仓储救荒。清代是江西古代仓储建设最为完备，最为发达的一个时期。据光绪《江西通志·仓储》统计，至清道光年间\(1220年~1850年\),江西十三府一直隶州\(共81县\)共有常平仓112所、社仓1073所、义仓54所，基本上每府、每县都建有常平仓，平均每县有社仓13所（常平仓属于官仓，负责平准籴粜；义仓负责赈贷救济；社仓属民办粮仓，由朱熹创设，一般在祠堂庙宇储藏粮食，粮食的来源是劝捐或募捐，存丰补欠）。

 

　　文/记者陈明华 黄浦江 图/记者李伟（感谢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施由明对此文的大力支持）